北京9月16日 - 中国要应对“十三五”（2016-2020年）调结构、转方式、促创新的艰巨任务，寄望内需拉动经济，就必须改变过往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导向，加快收入分配改革首当其冲。

尽管2013年2月上届政府卸任前曾匆忙出台一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在专家看来更像应景之举，中国要实现内需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更需要全方位的收入分配改革，其中个税由分类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亦须提速。

“13年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更多是上届政府为兑现承诺在卸任前曾匆忙出台的，因为有过承诺所以必须有一个交待。”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称，但实际上这两年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推进并不快。

他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由结构改善带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在增强，市民化的社会框架基本形成，但由投资打头转向消费打头，由消费带动需求的结构转换受到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制约。

因为中国的分配制度从本质上是有利于投资和储蓄，不利于消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据统计，2014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50.2%，比其它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占比低20%左百，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37.7%，其它的都是政府和企业。

长期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专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认为，内需不足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还需要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入手，需要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尽快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缺项补起来，把公共教育、公共医疗搞好，通过改善转移支付机制，减少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

“现在居民储蓄率超过50%，比80年代的30%左右还高...现在不是刺激老百姓怎么花钱，而是政府的钱怎么花。”王小鲁称，政府的钱用在公共服务上，就能改善公共服务水平，这也同样是扩大内需。

他坦言，改善公共服务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是解决对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让大众收入和消费增长加快，才能有强劲的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

中国在2013年2月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意见还提出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等。

**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

尽管中国十二五期间消费对GDP贡献率有所上升，去年推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打破被诟病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并推出户籍制度改革等，但相较多年来中国重生产轻民生的大量历史欠帐，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举步维艰。

尤其是眼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乏对工资收入持续快于GDP增幅，尤其是中国2007年推出的劳动合同法过于超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质疑声。

掌管财权的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就在演讲中批评中国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过于超前，存在弊端。因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

对此，王小鲁认为，这其实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必要补偿。过去劳动者在社会总产品中拿到的份额太少，总要把它还回去，发达国家在其一定发展阶段，都有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现象。

“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工资也应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想永远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既不现实，也不利于未来发展。随着收入提高，产业必然逐渐向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密集的方向转移。”他称。

一向以“农民的儿子”自居的马晓河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民生方面欠帐太多，一说搞投资，各级政府都很积极很有干劲，千方百计找钱，因为能拉动GDP，带来政绩；一说是民生项目，给低收入阶层补贴，增加养老金，投资公共服务，就叫穷没钱。

“老有所养本来就该政府做的事，一些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只有几十块钱，还不够城里人一顿饭钱，但现在增加个几十块钱的养老金，一些部门就叫苦不迭，像花他家的钱似的。”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也尖锐地批评。

中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贺铿也认为，经济学证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中国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衡量，仅仅比南美国家好一点，经济发展已经不可持续。

中金公司的一份报告就称，如果计算反映真实负担的广义宏观税负，即按照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总收入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内计算，2014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年高达37%，已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间），这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与发达国家实行‘高税负、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国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实行高税负，税负更是明显偏高，”报告称。

**改革涉及全方位，财税配套需同步**

而中国要从本质上改革不利于消费，更利于投资和储蓄的分配制度无疑是一场“大手术”，不仅涉及到收入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还包括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等等，因此更需要一套全方位的改革方案，以及能够落实的操作细节，财税改革尤需同步。

近日中国人大常委会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调研，就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继续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要消除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障碍，提高再分配调节力度等。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牛犁认为，13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只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看起来面面俱到，内容却很虚，也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比如提到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等。但实际上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尤其是个税改革方面。”他称。

中国2014年7月中国发布了户籍制度改革办法，今年2月发布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2015年起实施新的预算法。看似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本质上均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息息相关。但专家们对这些改革评价似乎并不高。

“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楼继伟公开批评。

马晓河也认为，小城市户口本来就是放开的，关键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太差，对外来人口没有吸引力。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体现以人为本，但看看现在出台的城镇化方案，都是先设定城市人口规模，条款也是限制多于开放。

他指出，无论是户籍制度改革，还是新型城镇化，背后都需要有公平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作支撑，包括社保，医疗等等，不仅涉及相关制度的改革，更需要政府财力支持。

作为规范政府收支行为修订后的新预算法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但西北一个三线城市的地方财政局长就抱怨，“光知道新预算法从今年开始执行，但半年过去了我们到现在都没看到新预算法的单行本，更别说怎么按照新预算法来编预算了。”